李言笑很能睡觉，但是又很能吃苦，每周一去学校之前，天还没亮就早早就起床，然后用车子带我去李家庄初中。
王钩得儿也上了四年级，经过了四年政治的洗脑，他也成了一个“热血沸腾”的孩子。他成天放了学就跟着一帮红小兵打砸抢烧，我看着都觉得心惊胆战。
法制已经被严重地糟蹋了，现在红小兵到处横行肆虐，想抄谁家就抄谁家，想打倒谁就打倒谁，谁被他们看得不顺眼了谁就倒霉。想批|判一个人，或想把他投入大牢，甚至想枪毙他，都是很简单的事儿。每个人都是法律，法庭、检察院形同虚设。
我突然想起了我们家和李言笑家。其实红小兵并不都很疯狂，我也是红小兵，但说实话，我并不想当。
除了我和李言笑，其他同学没有一个不想当红小兵的，即使是和我们一样的“狗崽子”，也成天为自己的出身诚惶诚恐的，生怕表现不好被人看不起。
每次我唱的时候，眼前都会浮现出李言笑的笑容。他的笑容让我不敢跟着一起唱。我总觉得顺应现在的潮流，是一种羞|辱。一方面是大众潮流，一方面是李言笑。我不知道孰对孰错，但我不敢说李言笑是错的。
李言笑周末回家，一定要穿上戏服唱戏，我就在一旁乐滋滋地看。太美了，一个人看一台戏，我就是嘉宾。我问起他为甚麽要这样执着，他说：“你忘了？这就是我，如果没有了戏，我就不是我了。”
一九六九年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若说一九七六年是彻彻底底的噩梦的话，一九六九年就是一个小小的预演，一场不算特别彻底的梦魇。
李言笑上高二了，我上初二。
他的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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